敦煌在河西走廊西端。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一条孔道，敦煌则是这个孔道西端的门户。敦煌南枕祁连雪岭，山上融化的雪水汇成的滔滔党河水灌溉着这个绿洲。在航空线路、铁路、公路未通新疆之前。古丝绸之路出了河西走廊，必须通过敦煌才能到达新疆。它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即从长安到敦煌）的终点。又是古丝绸之路中段（即从敦煌到葱岭）的起点。如以重兵把守敦煌，封锁住在敦煌境内的玉门关和阳关，那就切断了丝绸之路。所以史学家称敦煌是“丝路咽喉”“丝绸之路总枢纽”。

已知敦煌最早的历史，大约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那时，生活在敦煌地区的是苗黎，传说他们是在中原部落战争中失败，被舜驱逐出来的。他们的子孙后代到了夏商周时期，就是中国古代史上西北地区最负盛名的游牧民族--羌戎。秦朝的敦煌，又被月氏等民族所占据。汉朝初年，强悍的匈奴族攻破月氏部族，遂迫使月氏人向西迁徒，河西走廊地区自此被匈奴部族所控制。《史记》中的《大宛传》是已查历史文献资料中，使用“敦煌”这一地名较早的记载之一。它对汉初匈奴部族攻破月氏也有详细记叙“……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为匈奴所败，及乃远去……”。

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匈奴与汉朝军队作战失败，浑邪王率众四万人前来投降。于是，汉朝全部占据了包括敦煌在内的甘肃河西地区。

而敦煌的命名则最早由东汉的应劭所定。应劭曰：“敦、大也，煌、盛也。”古代，中国分九州，敦煌属雍州。春秋前称三危，春秋时谓瓜州。到了汉武帝时设敦煌郡，北魏孝明帝置瓜洲，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瓜洲为西沙州。另外，在今天的安西东南的晋昌置瓜州。为羌戎部族所居。《左传》有“允姓之戎，居于瓜州”的记载。到了汉武帝时。朝廷为了抗击匈奴部族的不断骚扰，先派张骞出使西域诸国，接着于公元111年，置敦煌郡，从此，敦煌这个名字便在《史记》等诸多历史文献上出现了。

 

中国丝绸之旅国际互联网编写

2002年1月25日

 

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

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置敦煌、张掖两郡，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关于阳关、玉门关的千古传唱，关于“两关”请参考附录《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与《阳关古道》——

《出塞》

（又名《凉州词》、《听玉门关吹笛》）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渭城曲》

（又名《送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敦煌概况

敦煌位于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交汇点。人口18万多，全市经济主要以农业为主，旅游服务业次之，为敦煌曾经的辉煌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敦煌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属暖温带气候。年降雨量只有39.9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400毫米。日照充分，无霜期长。在这个群山拥抱的天然小盆地中，党河雪水滋润着肥田沃土，绿树浓荫挡住了黑风黄沙；粮棉旱涝保收，瓜果四季飘香；沙漠奇观神秘莫测，戈壁幻海光怪陆离；文化遗存举世闻名，人才辈出……美丽的敦煌，是块富饶、神奇、诱人的土地。“敦，大也；煌，盛也。”盛大辉煌的敦煌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早在原始社会末期，中原部落战争失败后被迁徙到河西的三苗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以狩猎为主，开始掌握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敦煌地区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石刀、石斧和陶器、铜器。夏、商、周时，敦煌属古瓜州的范围，有三苗的后裔，当时叫羌戎族的在此地游牧定居。敦煌地区发现游牧民族留下的许多岩画至今历历在目。战国和秦时，敦煌一带居住着大月氏、乌孙人和塞种人。以后，大月氏强盛起来，兼并了原来的羌戎。战国末期，大月氏人赶走乌孙人、塞种人，独占敦煌直到秦末汉初。

敦煌历经了汉风唐雨的洗礼，文化灿烂，古迹遍布，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主要景观。莫高窟又名敦煌石窟，素有“东方艺术明珠”之称，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石窟，保留了十个朝代、历经千年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000多座。题材多取自佛教故事，也有反映当时的民俗、耕织、狩猎、婚丧、节日欢乐等的壁画。这些壁画彩塑技艺精湛无双，被公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世界佛教艺术的宝库。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凿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敦煌，历经沧桑，几度盛衰，步覆蹒跚地走过了近五千年漫长曲折的里程。悠久历史孕育的敦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使敦煌依然辉煌；那遍地的文物遗迹、浩繁的典籍文献、精美的石窟艺术、神秘的奇山异水……使这座古城流光溢彩，使戈壁绿洲越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就像一块青翠欲滴的翡翠镶嵌在金黄色的大漠上，更加美丽，更加辉煌。

哈萨克自治县相接。全市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其中绿洲面积1400平方公里，仅占总面积的4.5%，且被沙漠戈壁包围，故有“戈壁绿洲”之称。全市总人口1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9.3万人。总人口中汉族占绝大多数，回、蒙、藏、维吾尔、苗、满、土家、哈萨克、东乡、裕固等10个少数民族仅占总人口的1.06%。

市人民政府驻地：沙洲镇

邮编：736200

代码：620982

区号：0937

 

匈奴人入侵河西，两次挫败月氏，迫使月氏人西迁徙于两河流域（锡尔河、阿姆河）。整个河西走廊为匈奴领地。强盛的匈奴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威势，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并且经常骚扰掠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继位后，采取武力防御和主动进攻两者兼用的战略，于建元二年（前138年），首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夹击匈奴。元狩二年（前121年），汉王朝决定断敌右臂，张我左掖，进发河西走廊。同年春，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统率万骑从陇西出塞，进军河西，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浑邪王的儿子、柏国，还缴获了匈奴的“祭天金人”，给河西的匈奴势力以沉重的打击。汉武帝把这一战利品放置在甘泉宫（陕西凤翔）加以供养礼拜。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绘有此段故事。这年，霍去病亲率骑兵涉过居延海，直冲祁连山，斩杀敌兵3万余人，使河西的匈奴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其间，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浑邪王杀死休屠王，携其部4万余人投降汉朝。汉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顺利地从乌孙凯旋而归。从此，开通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张骞“凿空”之行，是中西交通史上的创举，为促进中外以及中原同西域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

为了彻底断绝匈奴与西羌的通路和联系，捍卫边关和丝绸之路的安全，汉武帝于元狩二年(前121年)，在河西设置了酒泉郡和武威郡。并采用设防、屯垦、移民等措施，不断充实、加强建设河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又将酒泉、武威二郡分别拆置敦煌、张掖两郡。又从令居（今永登）经敦煌直至盐泽（今罗布泊）修筑了长城和烽燧，并设置了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据两关”，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从此，中国的丝绸及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欧洲、地中海沿岸和西域的玉器、玛瑙、奇禽异兽、农作物等长途转运到中原。各国使臣、将士、商贾、僧侣往来不绝，都要经过丝路要道敦煌。敦煌成为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当时的敦煌疆域辽阔，统管六县。西至龙勒阳关，东到渊泉（今玉门市以西），北达伊吾（今哈密市），南连西羌（今青海柴达木）。敦煌建郡之后，为西汉王朝经营西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国，获汗血马；赵破奴击败姑师国俘获楼兰王，都是以敦煌为粮草、兵马供应基地而一举获胜的。

东汉初年，匈奴又逐渐强盛，征服了曾是西汉管辖的大部分西域地区，丝绸之路被迫中断。公元75年，东汉王朝出兵四路进击北匈奴，凉州牧窦固率河西兵大败匈奴，收复了伊吾等失地，重新打开通向西域的门户。同时派遣名将班超两度出使西域，杀死匈奴使节，联络西域诸国与东汉建立了友好关系，使断绝65年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

自西汉设郡到西晋末的数百年间，丝绸之路虽几通几绝，但敦煌日渐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也逐步发展成为西北军政中心和文化商业重地，成为“华戎所交大都会”。在此期间，敦煌文化发达，名士济济，人才辈出：有骁勇善战的征边名将张奂，有深明大义的朝臣盖勋，有才学出众的大文学家侯瑾，有勤奋好学、人称“草圣”、“亚圣”的著名兄弟书法家张芝、张昶等。

永嘉丧乱，西晋王朝覆灭，晋室南迁，建立东晋政权。广大北方地区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割据局面。魏晋时期的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封建政权。前凉张骏时期，曾改敦煌为沙州。公元400年，李高[注：为日下一高]据敦煌称王，建立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以后亡于北凉。前凉、西凉、北凉三政权先后统治河西地区时，比较注重谨修内政，安民保境，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崇尚儒学，兴办教育。使河西地区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

这一时期，凉州已成为中国北部的文化中心，而敦煌又是凉州文化的中心，名流学者代不乏人。如有号称“敦煌五龙”的索靖、汜衷、张彪、索纟介、索永，俱以文学闻名当时。索靖还是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家。敦煌的经学大师宋纤、郭王禹、刘日丙等，讲学授徒数百人到上千人，敦煌人阚马因撰写的《十三州志》，是我国古代重要地理著作。还有天文学家赵匪文及索袭、宋繇、张湛等敦煌较知名的学者。

十六国时期，群雄逐鹿中原，战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河西成为相对稳定的地区。中原大批硕学宿儒和百姓纷纷背井离乡，逃往河西避难，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尤其汉魏传入的佛教在敦煌空前兴盛。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拜倒在“佛”的脚下，企望解脱苦难，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敦煌是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也是河西地区的佛教中心。有一大批佛学高僧在敦煌讲经说法。河西各地的佛门弟子多来此地研习学。如有世居敦煌的译经大师竺法护；有前往印度学习佛法的敦煌人宋云等。法显、鸠摩罗什等沸学大师无论东进还是西去都在敦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乐尊和尚在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首开石窟供佛，莫高窟从此诞生了。之后，开窟造佛之举延续了千百年，创造了闻名于世的敦煌艺术。

北魏灭了北凉，统一了北方，占据了河西。这个时期，敦煌比较安定，百姓安居乐业，佛教随之盛行。北魏的人在莫高窟开凿洞窟13个。

隋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三百余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隋文帝收复河西时，相继平息了突厥、吐谷浑的侵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与繁荣。同时改北周以来的鸣沙县为敦煌县。隋文帝平定了南方割据政权后，将批南朝贵族连同其部族远徙敦煌充边，给敦煌带来了南方的文化和习俗。这样，南北汉文化在敦煌融为一体，使敦煌的地方文化更加富有明显的特色。隋文帝崇信佛教，曾几次下诏各州建造舍利塔。诏命远至敦煌。在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下，隋代虽存在了短短的37年，但在莫高窟开窟竟有77个，且规模宏大，壁画和彩塑技艺精湛，同时并存着南北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大业初年，隋炀帝派遣吏部侍郎裴矩到张掖、敦煌一带了解丝绸之路以及中西通商贸易情况。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西巡，在张掖举办了西域27国贸易交易大会，盛况空前。

唐朝初期，在河西设肃、瓜、沙三州。河西全部归唐所属。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李世民一举铲除东西大道上以西突厥为主的障碍，确保了丝路古道的畅通。唐代的敦煌同全国一样，经济文化高度繁荣，佛教非常兴盛。莫高窟开窟数量多达1000余窟，保存到现在的有232窟。壁画和塑像都达到异常高的艺术水平，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唐玄奘到印度取经返回，经敦煌回到长安。

唐朝兴起的时候，我国西南部的吐蕃王朝日益强盛。“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由鼎盛开始走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吐蕃乘虚进攻河西，攻陷了凉州、甘州、肃州等地。沙州将士百姓坚持了长达11年的抵抗，终因弹尽粮绝，以城降蕃。自此，吐蕃统治了全部河西，长达70多年。吐蕃也信佛教，莫高窟中唐洞窟中保存了大量吐蕃时期的壁画艺术。藏经洞内保存了大量的吐蕃文经卷。

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敦煌百姓难以忍受吐蕃暗无天日的统治，奴隶般的生活，本地人张议潮乘吐蕃王朝发生内乱，联络当地各族群众，聚众起义，赶走吐蕃贵族，一举光复沙州。经过10多年的斗争，全部收复河西、河湟等地，并遣使奉表归唐。唐王朝封张议潮为河西、河湟十一州节度使，建归义军，治沙州。

后来，朝廷诏张议潮人朝为官，沙州张氏宗族内乱。其孙张承奉嗣节度使，叛唐自立“西汉金山国”，自称“金山白衣天子”。此时，甘州回鹘也控制了河西走廊中部地区。“金山国”为打通东西交通，与回鹃交战，结果一败涂地。后回鹘攻打沙州，张承奉难以抵挡，只好投降。公元9l4年，金山国亡，张氏绝嗣，沙州长史曹议金取代节度使地位，统领瓜、沙二州。曹氏统治期间，笼络瓜、沙望族，注意发展生产，重视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改善同周围各民族的关系，东交回鹘，西联于阗，与邻邦各国和睦相处，保持了稳定和安宁，维持了130多年。

11世纪初，西北地区的党项族开始兴起，逐步强大。公元1028年取胜甘肃回鹘，继而攻陷瓜州、沙州，称霸河西。于1038年建立了西夏王朝。当时，形成了宋、辽、西夏三足鼎立局面。在西夏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间，由于重视经济发展，使敦煌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西夏统治者崇信佛教，不排斥汉文化，在文化艺术方面也有大的发展。至今，莫高窟和榆林窟保存着大量丰富而独特的西夏佛教艺术。举世闻名的“敦煌遗书”即在西夏统治时期（公元1036年）封藏于莫高窟第17窟内。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族，成立了强大的部落联盟。1227年，蒙古大军灭西夏，攻克沙州等地，河西地区归元朝所有。此后，升敦煌为沙州路，隶属甘肃行中书省。后升为沙州总管府。元朝远征西方，必经敦煌。当时瓜、沙二州屯兵济济，营寨栉比，屯垦农兵遍布党河、疏勒河流域。敦煌一度呈现出经济文化繁荣的景象，和西域的贸易更加频繁。著名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就是这一时期途经敦煌漫游到中原各地。元朝统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开造得以延续。现存元代洞窟约10个。自元朝以后，千里河西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扫除元残部，派宋国公冯胜率兵三路平定河西获胜，修筑了嘉峪关明长城，重修了肃州城。明王朝为了加强西北边疆的防卫，设置了关西七卫。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在敦煌设沙州卫。后吐鲁番攻破哈密，敦煌面临威胁。明王朝又在沙州古城设置罕东左卫。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敦煌被吐鲁番占领。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明王朝下令闭锁嘉峪关，将关西平民迁徙关内，废弃了瓜、沙二州。此后二百年敦煌旷无建置，成为“风播楼柳空千里，月照流沙别一天”的荒漠之地了。

清康熙后期，清王朝渐次收复了嘉峪关外的广大地区。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在敦煌建立沙州卫，并开始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户到敦煌垦荒定居，同时又迁吐鲁番、罗布泊大批兵民于沙州一带。雍正末，沙州已有耕地10万余亩，引党河水分10渠灌溉，农业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形成河西走廊西部的戈壁绿洲。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沙州卫升敦煌县，隶属安西直属州，直至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敦煌一直是县府所在地。 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立敦煌市。1986年被国务院命名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莫高窟】又称“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地处莫高乡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分布在鸣沙山崖壁上三四层不等，全长一千六百米。现存石窟492个，壁画总面积约45000平方米，彩塑佛像等造型2100多身。石窟大小不等，塑像高矮不一，大的雄伟浑厚，小的精巧玲珑，其造诣之精深，想象之丰富，是十分惊人的。

【鸣沙山】位于敦煌市南郊七公里处。古代称神沙山、沙角山。全山系沙堆积而成，东西长约40公里，南北宽20公里，高数十米，山峰陡峭，势如刀刃。沙丘下面有一潮湿的沙土层，风吹沙粒振动，声响可引起沙土层共鸣，故名。据史书记载，在天气晴朗时，即使风停沙静，也会发出丝竹管弦之音，犹如奏乐，故“沙岭晴鸣”为敦煌一景。人若从山顶下滑，沙粒随人体下坠，鸣声不绝于耳。据说晚间登沙山，还可看到沙粒滑动摩擦产生火花。鸣沙山与宁夏中卫县的沙坡头、内蒙古达拉特旗的响沙湾和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境内的巴里坤沙山并被为我国“四大鸣沙山”。这是大自然现象中的一种奇观，古往今来以“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

【月牙泉】月牙泉在鸣沙山下，古称沙井，俗名药泉，自汉朝起即为“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彻”。月牙泉南北长近100米，东西宽约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处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

【雅丹地貌】敦煌雅丹地貌地处敦煌西200公里处，分布区长宽各10公里，土丘高大，多在10~20米，长200~300米。又名三陇沙的地名始见于汉代，位置在古玉门关外，丝绸之路北线由此通过。三陇沙雅丹地貌，其走向与盛行的西北风向垂直，而与山地洪水流的方向一致，和玉门关形成敦煌第二大景区，因其怪异特点，故有魔鬼城。

【敦煌古城】位于敦煌市至阳关公路的南侧大漠戈壁，距市中心25公里。是1987年为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仿造沙洲古城设计建造而成，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敦煌古城的建筑风格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情，城开东、西、南三门，城楼高耸；城内由高昌、敦煌、甘州、兴庆和汴梁五条主要街道组成，街道两边配以佛庙、当铺、货栈、酒肆、住宅等，敦煌古城再现了唐宋时期西北重镇敦煌的雄姿，被称为中国西部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具备拍摄古代西部国边塞军事片的独特优势，现已成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已先后拍摄了《封神演义》、《新龙门客栈》等二十多部影视剧。

【特色小吃】驴肉黄面是敦煌名食，正宗的酱驴肉黄面馆在敦煌市西大桥农贸市场门口（敦煌市文庙巷84号），顺张驴肉黄面馆，彭德怀元帅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都品尝过。

 

敦煌最早的先民

敦煌最早的先民是谁？他们为什么来到这块土地？这是许多对敦煌有兴趣的人常常提出的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感觉到遗传基因的重要性，所以更喜欢追根溯源。文化的制造者和传承者是人，关注某地区的文化自然会关注某地区的先民，这是必然的。

其实，和现代人一样，大多数人都并不喜欢偏僻的荒野，偶尔玩玩可以，长期居住大多不愿意。到偏僻山野长期生存的人，大多出于无奈。敦煌最早的先民更是出于无奈，被迫来到这块土地上的。

大约距今四千多年前，即尧、舜、禹的传说时代，各部族之间，相互掠夺财富和人口的战争经常发生。在这种弱肉强食的形势下，各亲近部落自然结成部落联盟。尧、舜、禹作为中原部落联盟最强大的首领，则经常对周围弱小部落发动征服性战争。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征服就有反征服。如何对付被征服部族的反抗也就成了征服者的一大难道。流放，是其对付被征服者的办法之一。

据《尚书》记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其中的"三苗"，即是曾经生活在长江流域"彭蠡之波"、"洞庭之水"的三苗部族，由于在与中原部落的战争中遭遇失败，却又不服，时时反抗，"为政不善"，故被舜、禹先后放逐之。

就这样，战败的三苗族一部分成员作为"四凶"之一，从江淮地区被押解到偏僻荒凉的大西北，放逐到河西敦煌一带。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亦为敦煌历史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和大多数地区的居民一样，敦煌的居民成分也不是单一的，一成不变的。战国至秦时期，活动在敦煌一带的人主要是月氏、塞种胡和乌孙等族。在这些种族中，以月氏最强大。原居住在敦煌的羌戎族，被"并于月氏"，而塞种胡和乌孙，或被"遂往葱岭南奔"，或"亡走匈奴"。\西汉时期，出于扼守河西，开发西域的战略需要，西汉王朝不断向敦煌大量移民，实行"屯田戍边"的政策。屯田组织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戍卒和士兵，民屯的主要劳动力是田卒和移民。大量的移民中，有一些是因犯罪而贬谪徙边的世家豪族，也有普通的贫民和罪犯。如据史书记载，武帝晚年，发生太子叛乱，后来，随太子叛乱的兵士、将领、官吏，便都被流放到敦煌。

由此可见，西汉时的敦煌，聚集着来自中国各地的军人、犯人和亡命之徒，这使我们重新想起"窜三苗于三危"的故事，好像历史在不断地重演。实际上，各朝各代的一些"奸猾吏民"，正是社会中最有活力和生气的一批人，他们不安于现状，勇者"奋而思斗"，智者"静而思谋"，于是被作为危险份子发配边地开垦荒地，抵御外敌。这种情况在近、当代也经常出现，可曾记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有大量的右派和反革命份子被押送往新疆等地劳动改造吗？

在敦煌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在这里居住或活动过，如匈奴、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族，不过，长期以来，陆陆续续从中原等地区迁徒而来的内地民族则一直是敦煌居民的主要成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当然，这些迁徒而来的人们中，并非全是流放者，也有大量随军扩疆的家属或戍边而留下的兵士将领，还有许多因战乱或其它原因到此避难的各阶层人们，更有因历代王朝采取屯田垦荒等徙民实边政策而来的一批批移民。

"移民"的性质，深深地给敦煌历代居民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打上了"外来"的烙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不安分守纪的人们，一定会在这块孤悬西陲的土地上，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奇迹。

 

电影

敦煌(1988)

英文名： Dun-Huang

中文名： 敦煌

导 演： ( 佐藤纯弥 Junya Sato )

主 演： (西田敏行 Toshiyuki Nishida) (佐藤浩市 Koichi Sato) (中川安奈 Anna Nakagawa) (渡濑桓彦 Tsunehiko Watari) (田村高广 Takahiro Tamura) (柄本明 Akira Emoto) 敦煌全部演员表

上 映： 1992年01月31日 美国

地 区： 日本 中国

对 白： 日语

颜 色： 彩色

声 音： Dolby

时 长： 99 min / Japan:143

类 型： 剧情

分 级： 冰岛：12 美国：PG-13

外文别名：

The Silk Road

Ton ko (Japan)

敦煌剧情介绍

本片根据日本历史小说名家井上靖的名著改编，以中国敦煌为背景拍摄的古装战争片巨制，并赴中国大西北实景拍摄。剧情描述宋朝年间，落弟书生赵行德偶然认识西夏女子，对此新兴国家大感兴趣，决定探访，途中被西夏军俘虏，编入由汉人组成之外国人部队，并跟队长王礼结为生死之交，后来赵行德与王族女子斯鲁比娅共浴爱河，但因事分手两年，回来时爱人已以死殉节。他在万念俱灰之下赴敦煌埋首整理经书。王礼策动兵变，部队全被歼灭，敦煌亦成一片火海。日本导演佐藤纯弥擅长表现大自然风光和作战大场面，但对中国文化比较外行。一群日本演员：佐藤浩市、西田敏行等扮演中国人亦难取信中国观众。

 

 

附1：

《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

提起玉门关，人们会想起唐朝诗人王之焕的《凉州词》（又名《听玉门关吹笛》）：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渡玉门关。”

这首诗完美地描写了边塞的风情，千百年来传为绝唱。然而，今人对他所描写的玉门关的确切关址，都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所描写的，已不是汉代的玉门关，而是唐朝的玉门关。

唐朝的玉门关在何处？据考证，唐时玉门关已由敦煌故址移设到了晋昌城（今甘肃省安西县境内）。如今遗址湮没，关址难考。有人根据与王之焕同时代的边塞诗人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从军行》）的诗句，认为安西县境东南的锁阳城，可能就是唐朝的玉门关。也有人根据唐玄奘取经西去时的路线和当时丝绸之路的状况，认为唐玉门关址已淹没在如今安西县之东的双塔堡水库之中。总之，关于唐玉门关的具体地点，今天还是一个谜，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

现在，我们要去寻的是西汉时期的玉门关。也就是东汉驻守西域三十一年的都护班超，迟暮之年在《求代还疏》中所写的“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那个玉门关。

出敦煌绿洲向西行。戈壁上，无树无草，只有青灰色的石子单调地铺满地面；沙丘中，长满红柳和骆驼刺，这里没有村庄、农田。戈壁、沙漠中蒸腾起来的蜃气，在远处构成了一幅幅幻景；有的象时隐时现的湖泊、树林、村庄、城堡；有的象一群野马奔腾不息；有的水光连天，横在前方；但当我们靠近时，它又移向更远的地方，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过了芦草井子西北行，又越过一座座沙丘，就可以看到断断续续的汉长城，顺着汉长城遗迹行半小时后，向西北望去，即见不远的沙岗上，矗立着一座不大的黄土城堡。难道这城堡就是春风不渡的玉门关吗？

其实，这既不是唐朝的玉门关，也不是汉代的玉门关。据史书记载，西汉在敦煌境内修筑了玉门关和阳关以为门户。从此这两座雄关，一北一南，成为古代通往西域、印度、欧洲的门户。出玉门关的叫北道，从阳关西行的称南道。北道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向西南通焉耆（今焉耆西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今库车）、姑墨（今温宿）、疏勒（今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东岸地区，还有一条新北道，经东移到甘肃省安西县双塔堡附近的五门关，经伊吾（今哈密西）、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车师后王庭（今准噶尔盆地东南）、向西渡伊犁河、楚河，过碎叶（今俄罗斯境内），抵达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原老北道因新北道的出现，也称中路。

东汉初，仍以西汉的玉门关、阳关为西部边境的门户。到了和帝（公元89年到公元105年）时，匈奴杀汉吏，朝廷公卿以为宜闭玉门关，便把关口移设在今酒泉地区的玉门镇，向东移动了四百多公里，放弃了西汉所筑的玉门关。后来，班超的儿子班勇上言，认为应仍以西汉时的玉门关口，置校尉长史以捍抚西域各国。并写了《辨闭玉门关弃西域》的疏文。于是，朝廷就派班勇为西域长史，以西汉玉门关为门户，率兵屯西域鄯善、龟兹、温宿诸国，并发兵驱走西域的匈奴势力，西域得以平安。魏晋以后，汉玉门关再度废弃。自唐朝以后，汉玉门关址当初设在何处，一直无人说得清楚。近百年来，中外史学家、考古学者纷纷驰骋大漠戈壁之中，力图探索、考定汉玉门关的关址，可至今仍未做出确定的结论。

1906年-1908年，英国人斯坦因考察了敦煌西北的汉长城。在小方盘城附近，挖出几枚汉简，其中一枚较为完整、字迹清晰，上有“玉门都尉”字样。1943年10月，我国史学家夏鼐、阎文儒，也在小方盘城附近挖得汉简数十枚，其中一简书有“酒泉玉门都尉”字样。从此，人们便把这两简作为实物证据，认定汉代玉门关就是这座小方盘城。

近几年来，不少专家、学者又考察了敦煌境内的汉长城、烽燧，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工作，获得了不少实物证据，对上述所谓汉代玉门关提出了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以上述两简为据，小方盘城只能说是“玉门都尉”的治所，并不能由此认定它就是玉门关。

在玉门关和阳关间的一个考古现场，出土了一千多枚汉简，大量记述了二千年前这里屯防的日常活动，还记录出入关的人名、时间，其中有一枚“过所”，即进出关口的凭证。

小方盘城屹立在比周围的沙丘、长城、戈壁、碱滩都高的沙岗上。北面远山，横亘天际，是北山的支脉马鬃山，北山之南，为疏勒河下游。在古城堡以北数十米处，有一碱湖，名叫哈拉湖。湖边芦苇丛生，湖中碧水汪汪。周围盐碱雪白；碱柴火红、艳如胭脂。这可以说是沙漠奇观。那水面上的野鸭，湖边饮水的驼群，湖滩远处的黄羊，点缀这里的一片生机。古城堡西南有断断续续，参差不齐的一条汉长城，据介绍它一直通向离这里七十公里的阳关。远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几座烽燧的轮廓。这些烽燧也是随着长城一字形排开，通到阳关的。在小方盘城西北不远处，一条比较完整的汉长城，向罗布泊延伸过去。

小方盘城呈方形，墙身全为黄泥夯土版筑。虽是经历了两千年的风雨侵袭，如今还有几人高，可见其坚固性。古城堡有西北两门，因墙土部分坍塌，形如土洞。现在北门已用土坯堵住，西门安了铁栏门，如以保护。整个城堡不到北京一个大四合院的面积大。它南北长二十六点四米，东西宽二十四米，总面积六百三十多平方米。墙身残高九点七米，上宽三点七米，下宽四米到四点九米。

离小方盘城二十公里处的一座戈壁环抱的凹地中，可见一座雄伟的古堡遗址，这就是大方盘城。

大方盘城又叫“河仓城”。据记载，从西汉到魏晋，这里一直是个储存粮秣给养的军需仓库。它的遗址，比小方盘城大得多。南面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砂石夹红柳筑成的烽燧，以及一些守卫的土墩，好像是城堡的眼目，在那里燎望。城堡在戈壁滩怀抱的洼地处，极为隐蔽，不到跟前，是发现不了这个仓库重地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湖泊，离堡只有四、五十米，这是疏勒河的一个支流聚汇而成的。东西两面狭长的沼泽，表面上长满杂草，底下是深不可测的泥潭。仓库建在这样一个一面为戈壁掩护，三面被湖泽、沼地包围的高土台上，实在比较安全。看来，古人在这里建筑仓库重堡，是经过周密的勘测和设计的。

大方盘城坐北朝南。城堡为长方形，夯土版筑。东西长一百三十二米，南北宽约十七米，现存墙最高处为六点七米。从城堡遗址看，是大小相等的三个仓库，向南各开一门，整个仓库四壁大都残颓，只有北壁稍为完整。南北二壁留有不少规则的小洞，据说是仓库的通气孔。仓库外围东、西、北面还加筑有两重墙，至今遗迹尚存。

1945年，考古学家阎文儒等，在大方盘城掘得晋泰始三年（公元266年）石碣一块，证明此城堡晋时仍为仓城，到了唐朝才开始废弃。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记述：“后来在内围墙一角垃圾堆中得到许多中文木简，简上说到从敦煌沙漠中输送粮食，以及积储的衣物等。”可见，当年这个仓库里的粮食、衣物，是供给把守玉门关一带的官兵和使节的。

玉门关究竟在哪里？

据甘肃省考古队和敦煌县文化馆1979年6月至8月，在小方盘城西十一公里处一个马圈湾的地方，对玉门千秋燧发掘的实物来看，玉门关遗址应在千秋燧以西不远的地方。具体在哪里，还有待进一步发掘考证。

从大方盘城回过头，沿着向西北方伸去的汉长城，一直来到马圈湾。这段长城，是截止目前能看到的最完整的汉长城。其残高二点六米，基底宽约三米，是用芦苇和沙石夹筑而城。它和小方盘东面、马圈湾西面的汉长城相接，沿着疏勒河南岸向西蜿蜒发展。这里的长城，每隔十里筑有烽燧墩一座。这就是古籍中所写“十里一大墩，五里一小墩”的烽火台。这些烽火台下有方丈小室，古代都设有戍卒把守。遇有敌情，即将预先准备好的柴木点燃报警，烽烟在二、三十里外都能看到。在小方盘城东西两面的敦煌境内，现存这种烽燧就有十多座。

玉门千秋燧就是这段长城内十多座烽燧中的一座。它离有十几间土房的马圈湾仅二百米，在长城内侧不到十米的地方。这座烽燧建在一个居高临下的土丘上。离它不远的西北面的沙岗上，还有一个碉堡，形似炮台。沙岗下是湖水碱滩和沼泽地。从挖掘过的烽燧现场看，这里有了瞭望台，设有坞墙，里面房屋是四个套间，有灶、炕，这可能是官员住的地方。坞墙外的附属建筑多狭小，这大概是士兵住的地方。附近还有一个较厚的灰层（文化层）。省考古队和敦煌县文化馆就是在这个灰层中挖掘出许多珍贵文物的。

这里总共发掘汉简一千二百一十七枚，这是在敦煌内发掘汉简最多的一次①，内容相当丰富。其中一块短而宽的木牌上写的“玉门千秋燧”字样，据考证，这是守卫这座烽火台的士兵挂在腰间的“证件”。这座烽火台的名字就叫“玉门千秋燧”。另外许多简上都记有年号，最早为西汉“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最晚的为“地皇二年”（公元21年）。其内容有诏书、奏记、檄文、律令、药方等。这对研究汉代的边塞屯戍、生活、经济、文化和各种制度，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一部分汉简记述着出入玉门关人员的情况。这些文物资料表明，汉玉门关不在千秋燧以东的小方盘城，而在其西不远的地方。

玉门千秋燧出土的除大量汉简外，还出土了其他有价值的文物三百七十多件。包括大量的丝织品、毛笔、砚台、儿童玩具、狩猎工具、生产工具、兵器以及西汉时代的纸，还有至今完好的各种粮食等。这次出土的西汉纸，在国内是第四次发现②，它比东汉蔡伦造纸的年代要早一百七十多年。

从玉门千秋燧发掘出的汉简看，玉门关关门朝西，东、南、北三面设施不详。从这些汉简的记载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丝绸之路出玉门关到了一个叫“马迷兔”的地方之后，又分为南、北、中三条路线。这些记载，与其它史料和一些学者的说法，有些相吻合，有些相违。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还有待于史家进一步探索、研究。

 

注：

①英国人斯坦因1906年至1908年挖得汉简七百零五枚，1913年至1915年又挖得汉简八十四枚。1944年我国考古学家夏鼐等挖汉简四十三枚，总共只有八百三十二枚。

②这次发现的西汉纸，年代为公元前71年，共五块，最大的相当于十六开纸大，均为麻纸，无字。我国此前曾在陕西的坝桥、扶风、内蒙的居延海，均出土过西汉纸。其中关于坝桥的西汉纸，学术界尚有争议。

 

中国丝绸之旅国际互联网编写

2000年11月4日

 

附2：

《阳关古道》

在中国古代，一提到“阳关”，就会使人联想起离别情绪袭上心头的情景：“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送元二使安西》），因写在渭城（秦咸阳故都，在渭水北岸，汉武帝时改称渭城），故亦名《渭城曲》。安西，是指唐时设在新疆境内的安西都护府，在今库车一带，非今甘肃省酒泉地区的安西县。这首诗后来被谱入乐府，当作宴送歌曲，唱时末句重复三次，一唱三叹，故又叫《阳关三叠》。它情景交融，惆怅的离情中寓着高昂的壮志，千百年来咏唱不绝。

阳关和玉门关齐名，两关之间的古道，随着群山戈壁蜿蜒而来，小山坡上、沟口旁或开阔高地上的烽燧，经过漫长岁月光沙雨雪的剥蚀，显出高低大小不同的形状，星星点点向西延伸，直到远方。令人回想到古丝道当时“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的情景。热闹繁忙了一千多年的这条古代交通要道，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入了最困难艰险的征途。

早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就两次奔波在这条道路上，历经千辛万苦。公元前105年和公元前100年，汉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和她们的随从、仪仗、陪嫁、香奁，顺这条路西去，扬起过漫天飞尘。她们和亲乌孙的时间，比昭君出塞分别早72年和67年。公元一世纪，行进在这条路上的人流中，有班超及其伙伴。班超在西域生活了三十一年，以后，他的儿子班勇又继承了父亲通西域的志向和事业。公元二世纪，安息王子安世高从这里东往洛阳。三国时期，跋涉在这条路上的有我国第一个西去求法的僧人朱士行。除开使者、官吏、僧侣，那匆忙赶路的中西商贾和载满货物的驼队、马帮，构成了一幅十分壮观的瀚海行旅图。而今，眼前已无一队队行旅扬起的烟尘滚动，那条连接烽燧的道路也无处可寻了。

古阳关座落在南湖绿洲西约一公里处，寿昌城遗址也在不远，寿昌城汉代叫龙勒县，是敦煌郡所辖六县之一；到唐武德二年（619年）改名寿昌县，归沙州管领。此处原有一湖叫寿昌海（又叫南湖），现湖水已不见，只有一片绿洲，寿昌城在湖的东岸边，古阳关在湖泊的西岸边上。寿昌城遗址一头大，一头小，呈梯形，城内沙丘起伏，大部分已被黄沙覆盖。东、西、北三面有断断续续的城垣露出，南面的墙尽埋在沙中。据测量，城堡面积为8,300多平方米，城墙残高四点二米，上宽二米，下厚七米，墙体全系红胶土版筑。

古阳关遗址已为茫茫黄沙所覆盖，其遗址考古工作者已多次挖掘，遗址面积有上万平方米，房基排列整齐，断续的城堡墙基宽厚，如人们想象中的垣壁高大、城堡屹立的雄关已不复存在。

据说，阳关在唐代一个时期仍继续使用。但此时的阳关，受风沙侵蚀，已成为荒漠边关的代称了。王维《渭城曲》中的阳关，就是这种典型环境，以后，来自西北面的风沙，逼着人们向东后撤。宋辽以后，人们迁离阳关，元朝以后，阳关被洪水所毁，慢慢被流沙吞没了。

《旧唐书·地理志》寿昌县条目下记载：“阳关，在县西六里。玉门关在县西北118里。”《新唐书·地理志》中云：“又一路自沙州寿昌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巴黎藏敦煌石室本《沙州图经》残卷记：阳关“在县西十里，今见毁坏，基迹见存。”以上引文中尽管有六里、十里的出入，但引文中的县，指唐寿昌县无疑。今测量寿昌县遗址和阳关遗址之间的距离，直线距离为六里，沿小路走为十里，又据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中《两关遗址考》一文记述：“古董滩是汉代以来的阳关，不过此处正是山水经过的地方，曾经无人管理被山水冲灌，再经风沙侵削，将城垣削平了。”这些都可以说明这片遗址为古阳关的遗址。

墩墩山顶的烽火台是阳关附近几十座烽燧中最高的一座，也是保存的最完整的一座。烽燧旁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说明：墩墩山烽燧系汉代建筑（约公元前111年-前102年），现残高四点七米，上宽南北8米，东西6.8米，底宽南北8.8米，东西7.5米。为古阳关候望之地，故有“阳关耳目”之称。

站在烽燧之上举目四望，周围的山川、沙漠、戈壁、绿洲、水库，在阳光下，组成一个五彩缤纷的壮丽图案，烽燧就在这图案的中心，这就是“西出阳关”的地方。

阳关和玉门关，同是古西域的两个起点。据史书记载，从西汉开始的千年间，西去的道路著名的有两条：出玉门关的叫北道，从阳关西行的叫南道。北道经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西）向西南通焉耆（今焉耆西南）、乌垒（今轮台东）、龟兹（读“丘慈”，今库车）、姑墨（今温宿）、疏勒（今喀什）越过帕米尔高原，直到地中海东岸地区。

南道，以阳关出发，沿塔克拉马干大沙漠南缘，经鄯善（今若羌）、且末（今且末西南）、莎车（今莎车）等地，然后翻越世界屋脊，经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再向西，到安息，公元399年，六十五岁的东晋和尚法显大体上是沿着这条路线越过风雪帕米尔的，八百年以后，顺着这条路前往我国内地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是在攀越过帕米尔高原后，经此而来。

在我国隋唐的古地图上，在现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这块占我国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大地上，还有一条引着人们去天马之乡，这就是沿着天山北麓走的新北道。它经伊吾（今哈密西）、蒲类海（今巴里坤湖）、车师后王庭（今准噶尔盆地东南）、向西渡伊犁河、楚河，过碎叶（今俄罗斯境内），抵达东罗马帝国之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这条路也要出玉门关。不过，这时的玉门关已从原来的位于敦煌西北，东移到现在的甘肃省安西县的双塔堡附近。

一千三多年前，我国唐代高僧玄奘，就是在半夜里从关旁渡河西去的。他取经走的也是“丝绸之路”，是从老北道（以后因新北道出现，原来的北路也称中路）翻越凌山（即天山最高峰托木峰东侧的冰川古道）西去，十七年后又越过帕米尔从南道回来的。安西榆林石窟千佛洞一个洞窟里绘有唐僧上西天取经的壁画，比《西游记》问世早三百多年，画上的老僧、孙行者、白马，却没有猪八戒和沙和尚。这幅画使人仿佛进入那美丽神话的世界，从而想象，唐僧在这个地方还未收那两个徒弟呢！

“丝绸之路”的道路本身，并不象美丽的丝绸那样绚丽，但却是奇异多姿的，从阳关古道，我们将进入世界第二个最低的地方--吐鲁番盆地，还将攀登世界屋脊--帕米尔高原，我们要越沙漠观赏海市蜃楼，还要涉冰川探索冰雪世界。沿途，有十多个民族特色的风土人情。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这里曾吸引了英、法、德、美、俄、日本、瑞典等国的学者，探险家前来考古、探险。他们中一些人拿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并靠它著书立说，成为国际上声名显赫的人物。这里的考古新发现更加丰富多彩，正在挖掘的考古现场不断揭开过去没揭开的谜，历史的记载告诉我们，丝绸之路是一条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而阳关正是这条路的一个起点。

 

中国丝绸之旅国际互联网编写

2000年11月4日

 

附3：

《写在古寺巡礼之前》

人文背景

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几乎遍布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彩陶瓶上的人面和灵台白草坡出土的一个铲状器上的玉人，大约可称是甘肃人的最早形象，距今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不过这两件文物的出土地点在临近关中的陇东，不在河西。根据考古发现，今敦煌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相当于夏代的玉门市火烧沟类型文化的主人，而后又有玉门市骟马类型的文化。据传说，舜流四凶，“迁三苗于三危”①，唐李贤、杜佑、李古甫皆注三危在沙州敦煌县②，但今人多对此提出异议，有的指出，传说中尧舜禹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尚书》中的三危不可能在他们的影响根本达不到的敦煌一带。

由《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可以确知，战国至秦的时期，敦煌祁连之间居住的是过着游牧生活的塞种人，乌孙人和月氏人。月氏“控弦十余万”，先合并了瓜州之戎，又将世居敦煌的塞种胡人赶至帕米尔一带。乌孙，战国时居瓜州，其王难兜靡秦末时抗击月氏进攻战死，其子昆莫被冒顿收养，部民“亡走匈奴”，也离开敦煌一时。

秦时月氏强大，匈奴头曼单于曾使太子冒顿质于月氏。公元前209年冒顿继立为单于，灭东胡后又击月氏西走葱岭之外，匈奴控制了河西乃至整个北疆，西汉初，在河西地区的匈奴两王，浑邪王在东，辖今武威地，休屠王在西，辖今张掖地，瓜州一带，留居着汗多乌孙人，“（冒顿）单于复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长守于西城”（《史记·大宛列传》）。公元前174年冒顿死，昆莫率其众远涉至伊犁河流域，摆脱了匈奴的控制，匈奴正困于与汉斗，对迁走的乌孙人无可奈何。

秦汉之际，匈奴雄踞漠南北，占领河西之后，对汉地侵暴更甚，秦筑长城在前，用戍卒三十万以捍御。汉高祖命将兵往击匈奴，在平城白登（今大同东北）被冒顿围困七日，烽火通于长安，遂以和亲为苟安计。到武帝时，经过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积聚了力量，谋划全面反击，于是有张骞应募出使西域联络月氏、乌孙之行。

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到元朔三年（前126），张骞、甘父第一次出使西域，往返途中在河西一带两次被匈奴抓获拘禁，历尽艰险，虽然这次经过大宛（今费尔干纳）、康居（今撒马尔罕）到了阿姆河上游，但大月氏在大夏故地安居无事，再不想向匈奴报复，张骞未能完成与大月氏结盟夹击匈奴的使命。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以“断匈奴右臂”（《汉书·张骞传》）乘霍去病河西之战胜利余威，他顺利地到了乌孙的赤谷城（今伊塞克湖东南），副使们还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由于乌孙内乱，也未能实现结盟的目的。

张骞两次出使，作为对河西和西域，包括中亚等许多地方的历史性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建立了汉政府与西域各国正式的友好关系，在发展中西交通和中外关系方面有不朽的功绩。这一历史事件，史称“张骞凿空”。

如果把张骞通西域作为中西交通的开端，那是不确切的，这条近人誉为丝绸之路的大道的开创，更是在张骞之前很久远的时代。

且不说传说中的黄帝和尧、禹都涉足西域。近年来讨论很多的《穆天子传》就很值得注意。这本写于战国的书，记西周王朝第五代国王穆王姬满在他在位的第十七年率六师西巡所历地域。司马迁似并不怀疑穆王西巡为史实，他在《史记·赵世家传》中记：“缪王（周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据近人考证，《穆天子传》的地理内容确不乏真实可信成分，有许多是能够指认的。该书尽管充满神话色彩，但记述周穆王进行的这次远巡，有可能到达了今南疆和田一带。更有考证说可能已越过了帕米尔高原，所到之“旷原”即今吉尔吉斯大草原，所走过的路线有一大部分实即自古以来和田玉东远之路。若用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七百五十多件的史实，证《逸周书·世俘解》“凡武王俘商归玉亿有百万”，可知和田玉在商代即已大量东运。

又晋太康中战国魏襄王墓出的《竹书纪年》中记：“帝尧陶唐氏十六年，渠搜氏来宾。”渠搜国即汉代时大宛国所在的费尔干纳。《竹书纪年》并记商代与西方各国来往，“奇肱氏以车至”。《述异记》也说：“汤时，西风吹奇肱人乘车至豫州界。”意大利人艾儒略《职方外纪》奇证，奇肱可能在今意大利西西里岛。屈原的《离骚》中有：“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山海经》载“华山西七千七百六十七里，日不周之山”，不周山当即指状若半环的葱岭，西海在于阗之西，或即黑海，热海（伊塞克湖）之属。

以上这些战国以前的古文献记载是否都是史实还须研究，大致可以说明，至晚在战国时中原地区对西域的地理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证实内地与西域之间早有往来交通的初步发展。

直接背景

敦煌石窟寺作为一种佛教文化艺术，自要重视发祥地印度佛教的巨大影响。说明这一点前要回顾一下印度佛教及其东渐或说北传我国的历史。

佛教何时传入我国内地的问题不无争论。争论的问题之一是关于汉武帝所拜“金人”是否佛像。《史记·匈奴传》记元狩二年河西之战霍去病击破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衍出汉武帝在甘泉宫拜金人故事。北魏崔浩注云：“今浮图，金人是也”，唐李泰《括地志》亦云：“金人即金佛像”。按这些说法，汉武帝时佛教已传到中原地区，今人一般认为这是崔浩，李泰等人附会，休屠并非佛像，或者即是一种人形金属葬具，作战利品收在甘泉宫。汉武帝时玩赏，要在这公元前二世纪末，即在印度也是造像尚在初有还无之时，佛像已远传匈奴，似不可能。近二百年后东汉明帝所梦金人与此不同，可能是听人说西方有佛，体作金色而夜有所梦，圆梦者亦以佛事作答，这时汉地可能有佛教和关于佛像的传闻了。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注引《魏略》记“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这是史籍记载的佛教传至中国内地比较确凿的最早年代，而且还只是口授，合乎印度成文佛经问世未久不及翻译的情况。

又过了半个多世纪，到东汉明帝时中土才有成文的译经流传。佛教艺术的传入和我国开始译经造寺的标志是永平十年（67）中天竺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到了洛阳（一说是明帝派蔡愔，秦景等从西域迎来的），这是两位最早到中国内地的印度高僧，为安放他们带来的经像，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建白马寺，是为中国的第一所寺院。他们在那里合译了《四十二章经》--第一部汉文译经。

佛教在敦煌的传播情况和内地稍有差异。自从西汉末东汉初（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经由西域传到中土。从统治阶级最高层到民间都吸引了一批信徒，不很缓慢地传播开来，并逐渐摆脱了初传时兼习佛屠和黄老之术为斋祀福的风气。继洛阳白马寺之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豫章建大安寺，献帝初平四年（193）笮融建寺于广陵。三国东晋时建寺如武昌慧定寺（229）、苏州通玄寺（238）金陵保宁寺（241），建业建初寺（242），金陵甘露寺（312）等。这些寺都建在莫高窟开凿之前。魏晋时期内地已形成洛阳、建业两个佛教中心。第一个临摹外来佛教的画家曹不兴就出在三国东吴，魏晋时宗教画勃兴，又以无锡人顾恺之为代表。

佛教在敦煌地区的传布稍晚于中土。最初佛教东渐经过这里时似未留驻。但在莫高窟开凿之前，敦煌也已有佛教的活动了。最明显的是“世居敦煌”号为“敦煌菩萨”的高僧竺法护等的译经活动。

魏正始中（240-249）月氏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取回许多佛经，是朱士行之后第二个冒险西行求法的著名僧人。后来他又从到敦煌的罽宾文士和龟兹使节处得到一些佛经梵书，他即天竺语又畅晋言，便在敦煌和长安，洛阳各地传译，“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祐录》），是佛教史上早期知名的译经大师。

竺法乘早年法事竺法护，跟随在敦煌、长安笔录译文，后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高僧传·晋敦煌竺法乘传》）。在敦煌一带的影响更超过法护师。曾与竺法护同隐于长安山寺的名僧于法兰的高徒于道邃也是敦煌人。

三世纪后半叶，即有关汉人不准出家的禁令在魏黄初中（220-226）实际取消后不久，敦煌便出了不少胡汉高僧，表明这里佛教的流传和译经事业迅速发展起来了，既然有僧，也必有寺。莫高窟晚唐第156窟前室墨书《莫高窟记》就言及晋司空索靖（239-303）题壁，号“伯岩寺”，所依据的底本原文在敦煌遗书伯3720号发现，该寺应就在莫高窟。据遗书伯2963号乾祐四年（951）尾题“宕泉大圣先（仙）岩寺讲堂”字眼，可知该寺在五代犹存。如这判断不误，则晋代敦煌已经建寺，只是具体情况失载，难言其详了。总之，魏晋之后，在敦煌孕育莫高窟间世的条件日臻成熟了。

 

注释：

①《史记·五帝本纪》又见于《尚书·尧典》，《淮南子》，《后汉书·西羌传》。

②《后汉书·西羌传》，《通典》卷174《沙州》，《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条。

③姚宝猷：《中国丝绢西传史》。

④高汉玉、王任曹、陈云昌：《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⑤《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颜师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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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2月22日

 

附4：

《说法洞内观说法》

藏经洞位于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是坐北朝南的一个侧室，晚唐建，编号第17。窟高仅2米多，面积不过一丈见方。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现该窟时，洞内堆满经卷文书法物。卷子都用白布包着，十来个卷子一包，重重叠叠堆放着，总数据今人统计约有四万六七千号。是从魏晋十六国到北宋时的遗物。大部分是汉文卷子，还有藏文、回鹘文、突厥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康居文、梵文的卷子。其中宗教经卷占大多数，约有32,000个卷号，其他为世俗文书，绝大多数遗书是写本，也有少数刻本即雕版印刷品。其中有著名的咸通九年（868年）刻的《金刚经》，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之一。全部遗书都是印刷术发达以前的写本和早期刻本，故弥足珍贵，堪称举世无双的文化瑰宝！

藏经洞封闭的年代和原因，尚未有确凿的原始资料发现。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看法是封闭于1036年敦煌将陷于西夏之时。首倡此说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在1908年写写的《敦煌石室访书记》中曾说：“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公元976-984年）及至道（公元995-997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1035年西夏侵占西陲是也。洞中藏弆，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本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略而仓皇出此。”①在伯希和之后，英国人斯坦因和我国学者罗振玉、姜亮夫等也都持此说。如斯坦因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说：“就卷尾以及文书中间所记载的正确年代，这些卷子的年代大概自第五世纪的最初以迄于第十世纪的终了。研究所得的这些年代以外，再加上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较，可知这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十一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1984年贺世哲在《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一文中，又对上述观点做了补充。他认为，十一世纪初期，敦煌的东边，党项势力已渐强大，并把进攻目标指向河西走廊；西边，信奉伊斯兰教的哈拉汗王朝也不断向东推进，并消灭了于阗的政权。在这样严峻的形式下，统治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不得不开始十分紧张的备战工作，为了防止可能到来的党项或哈拉汗王朝军队的破坏，敦煌各个寺院便把佛教典籍、画卷以及其他各种文卷集中到莫高窟，并封闭于高僧洪的影堂中。为了不露痕迹，佛教徒们特意在堵塞窟口向壁一绘制了壁画。

也有人不同意上述说法。如陈垣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1年版）中谈到：“《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优表乞金字藏经景祐至皇祐中朝贡不绝，知此等洞之封闭大约在皇祐以后。”即1049-1053年以后。

有一种意见则认为，藏经洞的封闭，当在宋咸平年间或稍后的年代里。②封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当时统治沙州的曹氏归义军政权内部的政变，即1002年曹宗寿逼其叔父，原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瓜州防御使曹延瑞自杀。8月，宋廷以曹贤顺为都指挥使。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很可能发生过一场对抗，占领莫高窟的一方秘密集中了敦煌的经卷文书封藏起来，当时还来得及在封闭墙上从容作画，他们失败后便再无人知晓其中的秘密。

1991年，有人又提出新见解。③认为敦煌遗书如果是为了避难而藏的，所收物品当是收藏者认为最珍贵的东西。对于佛教寺庙来说，自然应是佛教大藏经。但洞中收藏并无敦煌存有的完整大藏经及多部金银字大藏经，而全部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乃至破烂不堪的残卷废纸。因此，敦煌遗书很可能是被废弃的经典。只是由于我国有敬惜字纸的传统及佛教徒对破旧经典的敬畏心理，使这些东西不能随意丢弃。再加上当时北宋所雕《开宝藏》已经传入敦煌，而且敦煌本地的造纸业也发展起来，已不需要用以前的废弃纸张的背面来书写。于是曹氏归义军统治时期便进行了一次寺院大清点。清点遂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统集中起来，封存到第17窟中。由于他们被认为是一堆废物，年深日久，就逐渐被人遗忘。

1900年5月，藏经洞在被遗忘了差不多九百年后，却又由于一件十分偶然的小事，重新被人发现了，当时一个从肃州巡防军退伍后，由于生活无着而当了道士，并在莫高窟定居下来的叫王元箓的人，雇了一个姓杨的在16窟的甬道中抄经（一说是清理流沙）时，无意中发现了甬道北壁是空的。当晚二人便偷偷挖开墙壁，打开洞口，发现了藏经洞的秘密。

近乎文盲的王道士并不认识这批稀世之宝的价值，他讨好地选了水月观音等几个卷子送进县衙门，县长汪粟庵又将其中的一部分转赠给当时正在甘肃学政任上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叶昌炽判明这是唐物，便建议运往省城保管。但藩台衙门却心疼那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只命令王道士将藏经洞重新封闭起来。

狡狯的王道士虽然没有半点学问，阳奉阴违地对付昏庸的官府却是很有套。他不断偷偷地取出一些，让人拿到新疆等地估计求售，使经卷文书在藏经洞发现之初就有零星散失。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就是从中得到讯息而前往藏经洞的。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探险家”、“考察队”中，最先来到敦煌对遗书下手的是俄国商人库库什金，1905年10月他就从敦煌骗购了两驮子多种文字的写本和绘画。奥勃鲁切夫所写的《一个盗宝人的日记》用第一人称写法叙述的此事相信是事实，那两驮子写本辗转成为今俄藏敦煌写本的来源之一。过了两年，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闻风来到敦煌，贿买二十四箱文书和五箱绘画织绣艺术品。1914年他再来敦煌又骗购了五箱写卷。1908年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赶到敦煌，他曾师从沙畹学汉文，能看懂卷子。尽选有题名纪年的精品。他还将洞窟编号，全部拍了照片。1908年他在《法兰西远东学院院刊》上发表《甘肃发现的中世纪文库》，当时他还发表《敦煌石室访书记》，介绍他从敦煌弄到文书的情况，这和1909年斯坦因在《地学杂志》发表的《中亚探险》，在《印度考古杂志》发表的《中亚探险概况》，是国外最早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导。继斯坦因、伯希和之后来的，还有1911年10月到敦煌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1914年到敦煌的俄国人奥登堡，1923年到敦煌的美国人华尔纳等。他们大肆盗买写卷，剥取壁画，窃走塑像，造成大量敦煌书文物遗散国外。就这样，敦煌被介绍到了全世界。由于库库什金在敦煌的活动长期以来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掩盖，俄国拿去的文书又迟迟不予公布。外国学者通常把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的“发现”作为敦煌学的开端，抹煞了中国学者发现和首先研究敦煌的功绩。藏经洞宝库自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被打开后，首先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和高度评价。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是第一位对敦煌卷子进行鉴定和评价的专家。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他就任甘肃道学政视学甘肃时，了解到藏经洞的情况，并收集到一些写经卷子。他把这补入了自己此行之前已经脱稿的《语石》一书中，说：“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移，豁然开朗，始显于世。”《语石》是宣统元年（1909）三月，即该书写定后八年才在他的几位友人支持下刊印。八月，罗振玉、王国维、蒋伯斧、董授经第一批国内学者从伯希和手中看到了一些敦煌卷子，消息传出，学界轰动，于是介绍研究敦煌的著述接踵而出。1909年罗振玉发表《鸣沙山石室秘录》《西州图经跋》《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等论著，编《敦煌石室遗书》十一种，王仁俊著《敦煌石室真迹录》；1910年蒋伯斧撰《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本题记》；1911年孙毓修撰《唐写本公牍契约考》，刘师培撰《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1913年罗振玉又编《鸣沙山石室佚书》，著《星占书跋》和《阴阳书跋》，王国维著《唐写本春秋后语背记跋》和《兔园策府跋》。这些都是早期刊布和研究敦煌遗书的专著。

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在季羡林会长领导下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国敦煌学的面貌已有了日新月异的改观。越来越多的学者懂得，凡是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无不要去敦煌宝库中下一番探究的功夫（郑振锋语）在这一点共识上汇聚起来的学术文化艺术各界学者专家队伍的蓬勃发展壮大，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敦煌学术全面繁荣的美好前景。

 

注：

①原载《法国远东学院院刊》第8卷，1908年安南出版社。陆翔译文载《北京图书馆馆刊》第9卷第5号，1935年

②白滨《试论藏经洞封闭的年代》载《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

③方广锠《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国之我见》，载《中国科学》199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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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6日

 

附5：

《伟大的艺术宝库--莫高窟》

莫高窟，以她悠久的历史和精湛的壁画、彩塑而闻名于世；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人和学者、专家。到敦煌必去莫高窟。

西汉末，东汉初期，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佛教和佛教艺术逐渐传入我国。由于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佛教和佛教艺术向中原传播时，首先在这里得到宣扬。在莫高窟的开凿中，我国无数艺术匠师们，广收外来文化艺术，将之消化吸收并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改造和创新，而使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在莫高窟的洞窟里，看到的已不是印度佛教洞窟的阿旃陀式艺术，或犍陀罗式的佛教艺术，而是经过改造后的中国民族化的佛教艺术。

一代一代莫高窟艺术的创造者们，用他们毕生的心血，浇灌着这枝佛教艺术的花朵。然而，仔细看去便会发现各朝各代的艺术家们的创作风格并不相同，都保持着各自的显著特点。通过这些艺术遗产，今天我们仍能清楚地看出历代艺术风格的演变。如北魏、西魏时的塑像、壁画，简朴凝重、遒劲有力；到了隋朝则承前启后一改过去的特点，而形成了一种追求雍容厚重的风度；进入唐朝，敦煌艺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洞窟开凿得相当多，保存至今的盛唐时期的洞窟就有八十一个之多。就其艺术风格来说，这时的壁画和彩塑都是金碧辉煌，色彩丰富，生动的造形之外，彩塑与壁画表现出的思维的深邃，形式的多样，确实达到了佛教艺术用形象表达唯心主义教义—“因果业报、轮回转世”所要求的最高阶段；到了宋朝，就开始每况愈下，不仅洞窟开凿少，而且除宋朝初年个别洞窟如第61窟的《五台山图》等精彩壁画外。没有什么独具风格的洞窟。更为糟糕的是涂抹重修前朝的壁画、彩塑，使原来许多艺术杰作失去了特有的风韵；元朝虽有许多艺术作品简素遒劲，但已远远赶不上宋朝以前的水平。

莫高窟是我国，也是东方最大的石窟群。就其壁画、塑像等内容来说，都是解释佛经、宣扬佛教思想的。其不论是佛经故事（包括述说释迦牟尼生前的“本生”故事和他降生以后成佛的“佛传”故事），还是各种《净土变》、神话、历史典故、现实人物，藻井图案和塑像都是在形象地宣传“众生皆苦”、“因果报应”、“轮回转世”和“极乐世界”等佛学。但是，当时艺术匠师们绘制的这些壁画、彩塑等，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虚构和夸张手法，最终要以他们的实践和社会现实为依据去展开思维和想像，从而总要间接或直接地折射当时的社会现状。

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壁画，是匠师们抛开幻想，直接描绘当时现实的。这里有狩猎、耕耘、收割、推磨、舂米、捕鱼、营建等生产的劳动场面，有车船、连枷、犁、纺车、织机等交通和生产工具的形象资料；有婚丧、嫁娶、行旅、作战、行医、剃度、洒扫以及学校、酒肆、屠房、旅店等社会生活画面。这些壁画构成了一幅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反映着不同时代的各阶级人们的生产生活情景。在壁画上所绘的各类人物和供养人画像中，还保留了大量不同时代的不同阶级、阶层、民族的衣冠服饰资料，反映了历代服饰制度，各民族间在服饰上互相影响，融合的情况。壁画中所画的各种亭台、楼阁、寺塔、宫殿、院落、庄户、城池、桥梁，以及保存下来的五座唐宋时代的木构窟檐实物，都是研究我国历代建筑技巧，油漆工艺的宝贵材料。另外，还有音乐、舞蹈、杂技等画面，都是当时社会各种艺术表演的形象资料。

莫高窟是一座伟大的艺术宝库，这里有形象生动的社会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美术、音乐、舞蹈、杂技、教育、医学、建筑、农业、牧业、交通、民族、风俗，以及中外人民友好交往的资料。它以其数量浩繁，规模巨大和技艺卓越的壁画和塑像，为人们展现了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千余年间生动的社会历史场景，可以说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曾令世人惊叹不已。这部反映盛唐时期古丝绸之路上中国和波斯人民友好往来的舞剧，其舞姿动作均取材于莫高窟的壁画，其中那“反弹琵琶伎乐天”、“回裙转袖若飞雪”的艺术境界，就足以征服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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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6日

 

附6：

《考古与文化遗产--莫高窟》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洞窟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上下五层，南北长1,600米，据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有一名叫乐僔的僧人，行到此山见金光照耀，状如千佛，而在此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朝代相继开凿，形成了一座内容丰富、规模宏伟的石窟群，至今仍保存有洞窟492个，壁画45,000平方米，彩塑2,415身，唐宋木结构窟檐5座，莲花柱石和铺地花砖数千块，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艺术宝库。窟形制有禅窟与中心柱式、方形佛殿式和覆斗式。最大的高达40余米，30米见方。最小的高不盈尺，造像均为泥质彩塑，有单身像和群像之分。

敦煌艺术创作主要是壁画和泥塑，因为它和麦积山一样，是石质比较疏松的地区，不宜雕刻。窟中雕塑和壁画巧妙地融为一体，例如，佛、菩萨、弟子、天王用泥塑，天龙八部和飞天龙女等则以壁画体现；或者菩萨用泥塑，顶上圆光、身上飘带则以壁画替代。早期洞窟有各种“本生”、“佛传”故事画，中晚期有“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

十六国北魏时期，壁画一般为故事画，如：北周第290窟，全部画像近80个画面，是我国现存唯一的佛传连环故事画。有“鹿王本生故事”、“须达那太子本生故事”、“快目王本生故事”、“须摩捉女缘品”，“善事太子入海品”、“微妙比丘尼缘品”说，除佛教内容外，还有一些以中国传统的神话或神仙为题材的作品，如：西王母、东王公、女娲伏羲、雷公雨师等自然神，在敦煌壁画中，还反映魏晋以来佛教渐与道家、儒家思想融合而中国化的一个侧画。此外，还有一些历史事件被搬上壁画，如：张骞通西域，有较为细致的表现。

第285窟有许多北方古代少数民族形象，如：北297窟有舞乐图，画的是流行于河西的胡乐。第290窟有胡人驯马图。这些画像提供了当时研究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隋唐以后壁画主要是图解佛经，对于这些绘画，过去仅限于对题材和内容作一些考证解释工作，还有大量问题有待研究。

第61窟“推磨图”画的是一家山村小店的大院，两人合抱一根磨棍的两端在推一盘大磨，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第156窟是张议潮所建，他是晚唐率众起义收复河西的将军，在收复唐十一州后，被唐封为归义军节度使。洞内有张议潮夫妇画像和两幅长达七、八米的长卷连环画式壁画，以历史人物为题材，尤其值得重视。

五代及宋初，敦煌规模不再大开，西夏、元代塑像很少。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反映了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房屋建设、音乐舞蹈、婚丧嫁娶等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壁画中各类人物形象和供养人画像，保留了大量的历代各族人民衣冠服饰资料。所绘的亭台、楼阁、寺塔、宫殿、院落、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窟檐，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大量的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

敦煌莫高窟宝中之宝是17窟藏经室，大约在公元1049年，西夏战乱，僧人们为保护石窟寺财产，将历代宝藏、经卷、佛像、绢画、织绣、杂书集中于今天标号17窟的复室里，用一道泥墙将复室封闭起来，又在墙上画了一尊菩萨像。后来，僧人们流散各方，这个密室再不被人提起，因为气候干燥，且密室隔绝了空气光线，使得这些文献材料得以保存。

敦煌藏经洞自11世纪被封闭后，至19世纪末王道士来到莫高窟，已沉睡了近九百年。王道士本名王圆箓，原在肃州巡防军中当兵，退役后出家当道士，到处化缘度日，游历到敦煌以后，就在莫高窟的一所洞窟内定居，当时莫高窟正值兵乱不久，更显得荒凉。由于人为的破坏和长期的无人修理，不仅崖面上的木结构行廊多已不存，且一些洞口已经崩塌底层洞窟则已积起厚厚的黄沙。这里只有一些粗通汉语的红教喇嘛居住，诵数少数民族文字的佛经，也为当地群众做一些法事，但莫高窟在当地人心目中仍有较高的地位，人们常到这里焚香礼佛，祈福消灾，而且每年农历四月八日都要在这里举行规模盛大的香会。

敦煌本与道教有些渊源，到清代道教仍很有势力，清代有些佛窟被改为娘娘庙。当时民间佛道不甚区分，常一同信奉，因此王道士定居佛窟，未引起异议，王道士虽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把法事的钱省下来，准备为自己的信仰而去重新修建和改造莫高窟，他所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雇人清除洞中的积沙。

1900年5月26日，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这个窟的甬道两壁的壁画都已被流沙淤塞，在清除掉这些淤沙后，甬道北壁第17窟封闭处因失去了多年的撑支力量，发生移位，裂开了一道缝隙，但未引起注意。休息时，雇工杨某恰坐在裂隙处，想吸一袋烟解乏。他用当地的一种芨芨草将烟点燃，然后顺手将剩余的一大截芨芨草插入身后的墙缝，一插竟未到底，杨某十分奇怪，一敲，觉得里面是空的，杨某把这个发现告诉了王道士，当夜，去掉了第17窟封闭处的封泥，打开了洞口，这样，敦煌藏经洞重见天日，后来轰动了世界。

在这3米见方的复室中，堆满了写本经卷文书、织绣、绘画、绢幡、印花织品、拓本、印本图书、儒家经典、地理志、通俗诗词曲本、契约、信札、财单、铜像等。这是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发现，共有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历代文物五、六万件，其中“写本”，除汉文外，藏文、梵文、佉卢文、粟特文、古和阗文、回鹘文等各种民族文字写本约占六分之一。

王道士不知藏经洞内遗书和其它文物的价值，但也意识到这是一堆宝物。他想借此引起官府和社会名流的重视，以筹到更多的钱，实现他改建莫高窟的宿愿。于是，他请敦煌城内的官绅来参观自己的发现，可惜无人识宝，却说经卷流传在外，是造孽有罪，嘱咐王道士仍把它放回窟内。

王道士不时挑选一些精美的绢画和书法比较漂亮的写经，作为礼品送人。于是，敦煌发现藏经洞的消息和藏经洞内文物逐渐在西北地区流传开来，1902年，金石学家叶昌炽出任甘肃学台，为官之余，致力于搜集陇右、河西的碑拓残片，并托当时的敦煌县县长汪宗翰代为在敦煌搜求。次年，汪宗翰送上敦煌的几件唐碑拓片，还有一些绢画和写本经卷。叶昌炽以金石学家的身份高度评价了这些文物，在其《语石》中专有记载，并建议将洞内文物全部运至省城兰州保管，但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当时正值《辛丑条约》签订，巨额赔款尚且应付不暇，哪来银子管什么藏经洞的文物，最后，叶昌炽只好命敦煌县长汪宗翰在1904年对经卷和画像做了一次调查，然后责成王道士再次封存起来。

西方列强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分别派遣“探险队”进入新疆、甘肃、蒙古、西藏等地秘密刺探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并测绘地图，为以后的占领做准备。这些政治间谍在西北活动过程中，搜集劫掠了大量珍贵文物。

王道士四处送宝，曾把一箱经卷送给安肃道道台满州人廷栋，廷栋认为其书法不如自己。王道士又碰壁而归。当时嘉峪关的税务司是比利时籍人士，他回国前向廷栋辞行，廷栋把经卷的一部分赠给了他，他到新疆又分赠给一些人，并说出来自敦煌的情形，这样一来，在新疆的外籍人士就传说开了敦煌的艺术品。

第一个来莫高窟盗宝的是斯坦因，当他第二次到新疆，听说敦煌发现有古外国文字的写本书籍时，便于1907年2月，即敦煌石窟发现的第八年，向敦煌出发，在长城一带，还发现一些木简，这也是敦煌学的一部分。他与王道士接触后，觉得王道士“极其机警，不可捉摸”。便利用王道士的宗教感情来达到他的目的。

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对佛教事物知之甚少，却对唐僧玄奘很崇拜，他连忙装作很崇拜玄奘，用有限汉语说他沿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跋涉万里，花了很多钱，翻过高山，越过大漠，千辛万苦来到敦煌。斯坦因编造的故事让愚昧无知而又以道士自居的王道士深受感动，他答应夜间拿出几卷中文写本给蒋师爷和斯坦因研究。谁也未料到这些卷子的题记表明，这几卷佛经况正是由玄奘从印度带回并亲自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这偶然的巧合，迷信的王道士以为是唐僧“显圣”的结果，于是王道士把斯坦因领进藏经洞，在高达十呎的宝藏堆边，开始翻检，蒋师爷是一个标准的奴才，帮助斯坦因选出他们认为价值最高的绢、纸画和经卷，声称留待日后仔细研究，有用梵文写的，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写的佛经，也有用印度婆罗谜文字写的，中亚细亚的古画（画在绢上、布上、纸上），印有美丽花卉的许多绢绸，画有美丽佛像、稀薄透光的绢幡。又有纸画、同雕版印刷品、人物画绢、印花织物、地毯、丝织品，大批中国文字写的佛经，儒家经典、字画、韵书、《老子》、咸通九年的印本，摩尼等宗教经典，及各种宗教有关纸片。还有大概是西藏人占领中国西北时带来的藏文佛经。他们每到半夜，将这些珍品搬到帐篷，用了七夜之久。斯坦因给了王道士一批修缮费。十几个月后，斯坦因载着满满二十四箱文书和五箱画、绣等艺术品经长途抵达伦敦，放在不列颠博物院内。1937年，姜亮夫先生参观不列颠博物院时，见到“这批宝物，被扬扬得意地在院中高挂”。斯坦因的盗窃罪状，写在他的《西藏考古图记》里（Ste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ent China，Volumes V. Oxford. Clarenden  Press, 1921），还附有一部标本选刊的《千佛洞图录》（The Thousand Buddhas）。

斯坦因后又到敦煌，故伎重演，从王道士中又弄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经。斯坦因因此获得了英国国王授予印度王国武士的勋位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斯坦因劫去的经卷，不下七千卷，其所得敦煌壁画画幡之属，绝大部分存于印度新德里中亚细亚古代文物博物院(New Delhi Central Asia Antiquities Museum)。安德鲁氏(F.H.Andrews)所编之Catalog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istan及韦来氏(A.Waley)所编之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 in the B.M and in the M. 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二书叙述甚详，可参考。

斯坦因在皇家地理学会作的一次报告，振撼了欧洲学术界。

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et）提早赶到敦煌，行贿王道士，把全部莫高窟的塑像及壁画偷拍了照片，1924年，在巴黎出版了《敦煌图录》（Lee Grottos De Touen-Hauang）共有三百七十五幅照片，分六集，是目前所有关于敦煌壁画塑像保存最早且最完整的记录。有些壁画现在已不见了，就是因为后人又有破坏。

伯希和有很深的汉学功底，王道士对他一口流利的汉语十分佩服，加之希望得到捐款，于是伯希和得到一些他认为在语言学上、考古学上以及其它方面特别有趣的中文写本，以一个元宝（五十两）一捆，选购了一千五百多卷，掠至巴黎，藏入国民图书馆写本部。1931年，姜亮夫先生翻阅过，并拍摄了一些儒家经典韵书、字书、《老子》卷子，还有关于文学、史地的卷子，连在伦敦收集的，辑入《灜涯敦煌韵辑》、《敦煌经籍校录》、《杂录》等书。伯希和所得绘画之属，又藏至巴黎的Musée Guimet（佛画佛像）及Musée Louvre（版画绣帛工艺品绘画之属）两个博物馆。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购书，随身带了一部分敦煌遗书珍本，出示给在京学者，当时北京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先后前往伯希和旅居的苏州胡同寓所参观抄录，伯希和还送给学者们一些照片，直到此时，我国内地学者才知敦煌发现了藏经洞，他们上书清朝学部，请采取措施抢救劫余文稿，清政府这才电会驻兰州的陕甘总督将莫高窟的全部文献运往北京，明令禁止外人购买该处造像古碑。王道士在官府封洞前，他把他认为珍贵的写本装了两大木桶，转移到他处。清理人员未尽职守，既未将敦煌遗书清理干净，而且在1910年运抵北京途中，负责接收和押解的新疆巡抚何彦升纵容其子何震彝将文书擅自运至自己家中，伙同其岳父李盛铎将许多精品据为已有，为凑数，把一些较长的卷子一撕两截，一路下去，藏经洞原存的四万七千件左右的经卷文书，最后到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八千六百多件了。民国十八年，移交北平图书馆，整理编目，又增残叶一千一百九十二号，共九千八百七十一件。佛经四百四十余种，古佚经疏约数十卷，皆罕购之籍。

何李二家窃取的敦煌遗书后来大部分转售日本，也有一部分，经流传，最终被台湾台北图书馆收藏。1902至1914年，日本大谷光瑞、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对敦煌进行调查和拍照，并购走数卷的敦煌经卷。

德国人勒考克（A Von Le Coq）四次到新疆考古，劫物以美术品居多，他写成《中亚美术及文化史图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el-Asiens, Berlin, 1925）。

华尔纳1923年来华，盗走唐代观音塑像及壁画。据常书鸿说：据不完全统计，1924年华尔纳在千佛洞用胶布粘去与毁损的初盛唐石窟壁画，据敦煌文物所编号第320，321，329，331，335，372各窟壁画二十六方，共计三万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画有汉武帝遣博望候张骞使西域迎金佛寺等，有关民族历史与中国佛教史重要故事内容的壁画多幅，及328窟通高120公分，盛唐最优美的半跑式观音彩塑等数尊，这批文物，被藏在美国剑桥费城伐格博物馆（现哈佛大学福林博物馆（Fog Museum of Art））。华尔纳还写了本名为《在中国漫长的古道上》一书。

敦煌遗书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四大发现之一，由此形成一门学问--敦煌学，全部敦煌学的范围相当大，可大致分二类：一是属于造型艺术的塑像、壁画、绢画及木建窟等；一是属于文书如竹简、写本佛经、儒经、中亚西藏印度文书，及一切史料文学等。

“依实情，所有全部敦煌学，都只是以莫高窟为主的文物之学。“（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论文结集在《敦煌吐鲁番研究》（北大出版社）、《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敦煌文献》等文集书册中。

早一些的论文有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迹录》，罗振玉、蒋斧《敦煌石室遗书》、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和《鸣沙石室古籍残存》。

有一些海外学者开始收集流落于海外的敦煌遗书，代表人有刘半农、向达、王重民、姜亮夫等。刘半农的《敦煌掇琐》成为第一部“外转内“的敦煌文献集成。

在石窟艺术研究上，有段文杰摹自第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为代表的一批研究复原性或客观写真性临摹精品，在海内外展出，轰动世界。《敦煌壁画》、《敦煌彩塑》、《唐代图案》及《敦煌艺术小画库》相继出版。

1956年历史博物馆首次复制了一座“敦煌壁画室”，全岛轰动。此后，教育界将敦煌编入课本，这大大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1982年陆续出版的《敦煌宝藏》，计140册，每10册为一辑，“将世界各地所藏的敦煌卷子之微缩卷摄影图片千余帧，尽心收集，精心汇制成书。”这是敦煌遗书发现后的第一次最全面的整理。

论文象《敦煌孝道研究》、《敦煌俗文学研究》、《敦煌儿童文学研究》、《敦煌变文太子成道经、八相交、降魔变文、破魔变文与佛经之比较研究》等，在世界上颇有影响。

台湾饶宗颐的《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潘重规《从敦煌遗书看佛教提倡孝道》等，都堪称别开生面。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士曾介绍：“敦煌学的本身就有这样的任务：把‘还原‘了、读通了的历史，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告诉现代人，并帮助他人较轻易地接纳先人留下的信息。换句话说，敦煌学需要有专人来对敦煌进行形式生动的弘扬、传播、普及，使它为更多的普通民众所接受，所喜爱。”

这位全世界最早的女敦煌学博士生导师身体力行，带头到处向青年学生讲解敦煌。1978年，甘肃大批文艺工作者创造了大型歌剧《丝路花雨》，带着胡旋舞，反弹琵琶等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盛唐景色，西域风采，走出莫高窟，风靡亚洲。

作为中国首批列入联合国“世界遗产名录”的敦煌石窟，永远是“保护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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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26日

 

附7：

《西千佛洞》

位于敦煌市西南35公里党河北岸的悬崖峭壁上，因在莫高窟之西，故称“西千佛洞”。

有关它的开创年代，已无实据可考。《沙州图经》有记曰：“右在县（寿昌），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阙）佛龛百姓更修营。”由文中所记里数推测，当应指西千佛洞而言，如果此记属实，西千佛洞的创建年代与莫高窟不会相差很远。

西千佛洞现存窟龛19个，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各代都曾有开凿修缮和重绘之举。窟内现存各代壁画，就其内容与风格，也都与莫高窟较为接近，其中现编号四、五、六、七、八窟为北魏、西魏开凿，一、二、三窟和十六窟为唐代所绘。现存于编号第九窟中的“睒子本生”壁画和“劳度叉斗圣图”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北朝和西夏时期的作品。

 

中国丝绸之旅国际互联网编写

2000年11月19日

 

附8：

《西千佛洞与榆林石窟的代表作品》

西千佛洞位于敦煌市西南35公里党河北岸的悬崖峭壁上，因在莫高窟之西，故称“西千佛洞”。关于它的开创年代，已无实据可考。《沙州图经》有记曰：“右在县（寿昌）东六十里，耆旧图云：汉（阙）佛龛百姓更修营”，由文中所记里数推测，当应指西千佛洞而言。如果此记属实，西千佛洞的创建年代与莫高窟不会相差很远。党河从这里流过，石窟就开凿于党河北岸的断崖上，现存约二十窟，从方形窟及窟内在中心柱的形式来判断，最早建窟应始自北魏时期，部分窟损坏严重。由于年久失修，很少有人过问，至使壁画雕塑毁坏严重，也许是因为它座落在这石窟林立的的我国西部，只能算个小弟而受到冷落，甚至被遭遗弃，难有党河水长流不息

西千佛洞现存窟龛19个，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各代都曾有开凿，修缮或重绘之举。窟内现存各代壁画，就其内容与风格，也都与莫高窟较为相近，其中现编号四、五、六、七、八窟为北魏、西魏开凿，一、二、三窟和十六窟为唐代所绘。现存于编号第九窟中的“睒子本生”壁画和“劳度叉斗圣图”等，都是较有代表性的北朝和西夏时期的作品。

榆林窟位于安西县城东南75公里处祁连山境内的峡口之间，亦称“万佛峡”。石窟开凿在滔滔不息的踏实河两岸的崖壁之上。

榆林窟现存窟龛41个，具体的开创年代，已难以考证。但就其现存的一些窟龛的形制、壁画和造像等分析，其时间距莫高窟的开创不会很远。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都在这里有过盛大的开凿与修缮之举。特别是晚唐、五代和西夏时期，这里有过大规模的兴建活动。

现编号二十五窟，是榆林窟最有代表性的晚唐（吐蕃时期）洞窟，窟平面作前、后二室，前室纵长方形，西壁南、北二侧绘“文殊”与“普贤”变。“文殊变”中，文殊菩萨端坐于青狮背上，庄重矜持，慈祥典雅，众菩萨手持旌幡围绕缓缓行进。菩萨顶端的华盖，也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具有一定的动感。其对面的“普贤变”，画面上普贤菩萨乘坐于白象之上，稳健沉着，在菩萨的簇拥下，似徐徐慢进。“普贤变”与“文殊变”相互呼应，其人物造型优美，神情活跃，施色柔丽，线条劲健，反映了当时画工们炉火纯青的技艺水平，是晚唐时期最具魅力的作品之一。

窟内南、北二壁分别绘“观无量寿经变”和“弥勒经变”。南壁的“观无量寿经变”，不仅场面宏大，绘制技艺也堪称一流。画面正中的方形栏台内，无量寿佛端坐在六角形座上庄重慈祥地说法布道，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神情肃穆地分座于两侧，四方众赴会佛与菩萨簇拥周围恭坐聆听。佛座前两侧伎乐成组席地而坐，手执各种乐器专注演奏。正中一舞伎，胸挂细腰鼓，躬身举足，张臂拍鼓，在悦耳悠扬的仙乐的旋律中翩翩起舞，飞旋舞动的长巾，优美刚健的舞姿，给人以无限的遐想和美感。佛、菩萨身后及两侧的建筑，巍峨玲珑，庄严辉煌，回栏曲廊，精巧别致，栏台与曲廓间的七宝池中，碧波涟涟，荷花盛开、美丽的孔雀及迦陵频迦吉祥鸟自由地飞翔和起舞。虚空中彩云浮动，天乐迎风飘荡，一派充满活力、绚丽多姿的繁荣美妙景象。这幅壁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人间宫廷生活的豪华和唐代社会的时代特征。

与其对称的北壁所绘之“弥勒经变”中的农耕、婚娶、剃度等场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民间的习俗生活。

五代、宋初，曹氏政权使瓜、沙洲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榆林窟在此期间，也兴建了一些洞窟。在现存的40余个窟龛中，属于曹氏政权家族修建的就有二分之一以上。第十六窟曹议金夫妇和第十九窟曹元忠夫妇等人的供养像，都在洞窟中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曹氏家族，同时修建洞窟，也说明曹氏政权对榆林窟与莫高窟同等重视。

公元1036年，西夏王李元昊占领瓜、沙二州，统治河西走廊后，在这一带地区大兴佛事活动，开凿修缮石窟。现存于榆林窟编号二窟内的“水月观音”及三窟内的“文殊”，“普贤”变等，都是这一时期具有时代特征的代表性作品。“普贤”变右边石崖上绘有“唐僧取经”图：唐僧身穿袈裟，双手合十，拳头仰面，面对长空似在虔诚地祈祷；悟空牵着满载佛经的白马，立于唐僧身边静侯。这幅“唐僧取经”图，为现存唐僧取经故事画中最早的一幅，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与榆林窟有关的，还有关于一尊珍贵的象牙佛的故事。很早以前，在榆林窟珍藏着一件来自印度的象牙雕刻，高18厘米，宽8.7厘米，由两片象牙组合而成，内刻佛传故事，情节繁多，雕刻精美。外观是一个乘象的普贤菩萨，形态风韵俱佳。这是一件颇具历史和艺术价值的稀世珍宝。可能是唐代时，由僧人携来存藏于榆林窟供奉。不知什么时候，又被埋藏于佛殿之内。明代嘉靖年间，安西、敦煌一带曾被吐蕃侵占，户民逃离，僧俗四散，榆林窟的屋宇殿堂也被流沙所掩没。数百年间，这里香火灭绝，人迹罕至。清代嘉庆年间，有喇嘛吴栋云游榆林窟，见此情景，立誓振兴。他四处化缘，捐募筹集资金，并动员流落他乡的僧众人士回来，共同修缮。吴喇嘛清理大佛殿时，在一个角落发现一块青砖翘起，用力一搬，从里面露出一个黄绫绸包裹，以哈达八层包裹着一尊象牙佛像。吴喇嘛惊喜万分，立刻鸣钟，召集附近乡民，举行法会，重新把象牙佛供奉起来，视为镇窟之宝。一时榆林窟香火不绝，佛事极盛。清同治年间，社会动乱，象牙佛被一个在万佛峡修行的道人带到金塔县，曾被一个乡绅据为己有，消息传到榆林窟后，当时的主持和尚疾速奔向金塔，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又将象牙佛索回。后来，和尚郭元亨成了万佛峡的主持，精心地收藏和保护着这一珍贵的文物。

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军阀马步青驻扎洒泉，闻听榆林窟有一尊象牙佛像，贪欲驱使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逼迫敦元亨交出象牙佛。但敦元亨顶着压力，冒死保护了这尊珍贵的佛像。第二年，画家张大千先生来此临摹，问及象牙佛像，郭元亨也婉言拒绝回答。民国三十六年（公元1947年）当时的安西县参议员李永宽企图抢夺象牙佛，并准备派人抓捕郭元亨。虽经受了一次一次的磨难，但郭元亨始终没有交出象牙佛。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才完好无损地将象牙佛交给了人民政府。此象牙佛先存放于兰州的甘肃省博物馆内，后移交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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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4日

 

附9：

《沙州古城的遗迹》

沙州古城在今敦煌市西。汉武帝开通西域，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设敦煌县，后置敦煌郡，该城就是当时的敦煌郡治，是汉王朝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也是中西交通南北两道上的分合点和东西文明荟萃之地。

据清常钧《敦煌杂抄》卷二沙州卫条云：“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衔，圯其东西，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故城东另筑卫城，周围三里分，开东南、西三门。”由此可知弃旧城筑新城的原因。现故城内外，均为耕地，其范围东西约宽718米，南北长1,132米，在西北角留有城墩，比城墙高出一倍多，下部为夯土板筑，上部多用厚大土坯砌成，残城高16米。

自西汉迄魏晋，尽管历代政区划分，屡有变更，但该城始终是县、郡所在地，肩负着“西抚诸国，总护南北交通”的重要任务。公元400年，李暠在此建都，称西凉国，敦煌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国都。21年后，北凉王沮渠蒙逊派兵攻打敦煌城，敦煌太守李恂带领长史宋承，武卫将军张弘等将士坚守，随之，蒙逊又亲自率兵二万余众来攻城，围攻数月，损兵折将，久攻不下，只好令将士在城东党河上筑起高10米余，宽约12米的大坝，拦截党河水淹城。李恂挑选了1000名壮士，搭板为桥，偷偷地潜出城外，意欲决堤放水，保护城池。不料，这一行动被敌兵发现，壮士被杀害，决堤的目的未能实现。最后，水淹州城，宋承、张弘只得开门投降，李恂自杀身亡，百姓尽遭屠杀。随着西凉国的灭亡，该城逐渐衰落。

隋唐时期，该城仍是郡、州治所在地。公元776年，唐王朝经“安史之乱”，无力西顾，吐蕃乘虚而入，占领了河西地区，沙州城被吐蕃重兵围困数年以后，箭尽粮绝，寡不佑二敌众，也于公元781年开始降蕃。经过70年漫长的奴隶生活，敦煌首领张议潮于公元84连绵不断，宋景年被西夏王李元昊8年领导瓜沙人民在沙州城起义驱逐了吐蕃势力，收复了河陇11个州大片土地。之后，沙州城战火攻破，杀得城内血流成河，统治长达190余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8年），又用水淹的办法将城攻破，复立沙州，后以改设沙州路总管府，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置沙州卫，到明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封闭嘉峪关后，该城被废弃了，无建置达200多年。

敦煌本为中西要道上咽喉之地，沙州城在历代统治者你争我夺的斗争中，杀声不绝，水淹数次，历经劫难终于坍塌了，只有这座高大的城墩还在诉说着不幸和劫难。

沙州“古城晚眺”为敦煌的八景之一，清人苏履吉有《古城晚眺》诗，诗曰：

“雉堞迷离映夕阳，城西原是古敦煌。榛苓已做今时慕，禾黍谁怀故国伤。最羡三秋呈霁色，依然四郡镇岩疆。闲来纵目荒郊外，一阵清风晚稻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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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1月4日

 

附10：

《有关阳关、玉门关的古诗》

阳关

1．唱尽阳关无限叠，半杯松叶冻颇黎。

－－《饮席戏赠同舍》唐. 李商隐

 

2．更无别计相宽慰，故遣阳关劝一杯。

－－《答苏六》唐. 白居易

 

3．阳关积雾万里昏，剑阁连山千种色。

－－《畴昔篇》唐. 骆宾王

 

4．春云不变阳关雪，桑叶先知胡地秋。

－－《从军行》唐. 李昂

 

5．使君莫忘霅溪女，还作阳关肠断声。

－－《阳关曲》宋. 苏轼

 

玉门关

1．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从军行》唐. 王昌龄

 

2．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塞上曲》唐. 戴叔伦

 

3．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关山月》唐. 李白

 

4．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从军行七首》唐. 王昌龄

 

5．玉门关城迥且孤，黄沙万里白草枯。

－－《玉门关盖将军歌》唐. 岑参

 

《渭城曲》

（又名《送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

王维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出塞》

（又名《凉州词》、《听玉门关吹笛》）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从军行》

王昌龄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